[摘要] 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进程中,抓好青年价值观培育,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的经验总结,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在机遇与挑战并存、传统与现代交织、经济全球化与本土化碰撞的时代背景下,中国青年的价值观呈现出远大理想与理性选择交融、家国情怀与个体关切并重、奋发有为与消极无为抉择、创新意识与趋稳心理博弈的特征。这些特征也折射出社会转型期青年价值观念面临着消费主义文化渗透、社会结构性压力增加、西方社会思潮隐性传播、信息碎片化干扰认知、优质文化产品供给不足等风险挑战。基于此,加强青年价值观培育必须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从强化政治引领、完善政策支持、加强阵地建设、优化文化供给和激发主体参与五个方面协同发力,统筹推进新时代中国青年价值观的塑造与引领。
[关键词] 青年;价值观;理想信念;中国式现代化;民族复兴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青年处于社会发展的前沿位置,是整个社会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其价值观念正发生深刻变化。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指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1]17党和国家始终关注青年的成长环境和价值取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亲切关怀青年一代,全面加强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全党全社会对青年工作的重视程度和认识深度空前提升,青年发展事业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重要标志之一是“青年一代更加积极向上”,[2]这一重要论断充分体现了党的青年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是党和国家事业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的一个生动缩影。
一、深刻理解新时代中国青年价值观培育的重要性
价值观是一种根本性、方向性的力量,它决定着一个人的思想立场、人生目标和行为方式,也决定着一个时代青年的理想追求和行动轨迹。在青年阶段牢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不只是个人成长之“定盘星”,更是党和人民事业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活水源”。
1. 抓好青年价值观培育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
马克思主义历来高度重视青年在社会发展与历史变革中的重要作用,将青年时期视为决定一个人能否成才的关键阶段,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及其政党对青年社会地位和历史作用的肯定。在领导工人阶级运动时,马克思、恩格斯就特别关注青年群体的思想觉醒与革命潜能,指出“工人阶级中比较先进的那部分人则完全懂得,他们阶级的未来,因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新一代工人的成长”。[3]在领导俄国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列宁清楚地认识到:“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真正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任务正是要由青年来担负”。[4]这些论断既是对青年在党和革命事业中政治地位的深刻揭示,也是对青年价值观引领的战略意义的高度概括。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伟大事业的延续不是自然发生的历史惯性,而是有组织、有意识地进行价值塑造和思想引导的系统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中全面认识、亲切关怀青年,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培养什么样的青年、怎样培养青年等重大战略性课题,把党对青年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因此,必须抓好青年价值观培育,引导广大青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信念,始终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
2. 抓好青年价值观培育是党百余年奋斗的经验总结
抓好青年价值观培育,贯穿于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全过程,体现出党高度的历史自觉和深邃的战略眼光。回顾百余年奋斗历程,我们党不断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典型培育、制度机制保障等多种路径,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确保党的理论主张和奋斗目标在一代代青年中形成最大公约数和最广泛共识。无论在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都十分重视青年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联系工农大众中的作用,评价青年“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5]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肯定青年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他们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急先锋,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创造者”,[6]并提出了“四有”新人的培养目标。进入21世纪,江泽民勉励青年“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将青年视为“引领社会风气之先的力量”。[7]胡锦涛对青年一代提出四点希望,第一点就是坚定理想信念,要“在人生的关键时期确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立志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终身奋斗”。[8]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通过讲话、座谈、回信等多种方式激励新时代青年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大潮中确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并强调“青年面临的选择很多,关键是要以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来指导自己的选择”。[1]23历史与实践充分证明,价值观培育抓得好,中国青年才会有力量,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才能充满希望;若没抓好,青年思想认识就可能出现偏差,事业发展可能会面临风险。因此,把握历史经验的逻辑主线,深入研究新时代青年成长的新特点和新规律,持续加强对新时代中国青年的思想政治引领和价值观塑造,是党在新时代必须始终牢牢抓住的根本任务,是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
3. 抓好青年价值观培育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既为全面提升青年工作提供了厚重基础和强大依托,为新时代中国青年实现全面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和无限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党不仅要做青年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更要做其理想信念的播种者、政治立场的塑造者和历史使命的唤醒者,引领青年勇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抓好青年价值观培育,不仅关乎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全局,也关系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向稳定、动力持续与根基牢固。
习近平强调:“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国青年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1]208青年,永远是一个时代最具创新力、最富活力的群体,越是高端领域的突破、关键技术的攻坚、复杂系统的治理,就越需要具有深厚家国情怀、责任意识和历史使命感的青年。若青年一代精神空虚、信仰缺失、价值观错位,则难以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动能与持续发展。因此,我们必须把青年价值观培育当作一项战略性工作严抓落实,把加强对广大青年的政治引领摆在首位,用崇高的信仰感召青年、用优良的作风塑造青年、用共同的使命凝聚青年。要注重引导青年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努力掌握这一科学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善于运用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以思想的先进性支撑发展的现代性,引导青年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社会服务、卫国戍边等各领域各方面工作中争当排头兵和生力军,展现青春的朝气锐气。
二、新时代中国青年价值观的主要特征
当代中国青年的价值观特征是在机遇与挑战并存、传统与现代交织、经济全球化与本土化碰撞的宏阔背景下生成的。一方面,新时代的中国繁荣发展、充满希望,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新时代中国青年生逢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拥有更高质量的发展条件和更多人生出彩的机会,他们大多受过良好教育,知识素养不断提升,身心素质日益增强,能够更充分地融入现代化建设洪流。另一方面,社会结构的快速变化也对青年的思想观念产生多重影响。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的丰富使部分青年价值取向更加务实理性,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带来多元文化的碰撞交融,使青年人在价值观上面临更多选择和困惑。当代青年成长于现代化的进程中,更倾向于通过具体的“微叙事”和个人体验,对宏大抽象的价值意义进行新的理解与阐释。这些背景因素共同塑造了新时代中国青年价值观的生成逻辑,既有党和国家主流价值观教育的塑造力量,也有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带来的体悟感知。
1. 远大追求与理性选择交融:当代青年理想信念的新格局
理想信念是青年价值观的核心,决定其人生方向和精神底色。进入新时代,广大青年的理想信念更加坚定,普遍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充满信心。他们将个人志向融入国家前途,展现出高度的爱国热忱和使命感。同时,当代青年的理想信念不是空泛的口号或抽象的情感依附,而是建立在对国家发展战略、社会变迁逻辑以及个体发展路径深度认知基础上的价值判断,理性选择日益成为青年建构意义系统的重要方式。理想不再是抽象的“彼岸幻象”,而是与现实可行性、路径可达性紧密结合的实践目标。青年开始将理想内化为能力建设、职业选择、社会参与的方向,从而实现“有梦可追、可行可达”的价值转化。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青年认知能力的提升,更标志着他们在社会复杂结构中寻找自身定位的理性自觉。远大追求与理性选择的交融,也对党的青年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昭示着理想信念的生成机制正由过去的外在灌输主导型,逐步转向理性互动共建型。但无论形式如何变化,有一条主线始终未变,就是广大青年对党和国家的赤诚热爱、对崇高价值理念的不懈追求始终没有改变。当代青年既不囿于空泛愿景,也不拘泥于个人算计,而是在理想蓝图与自我实现的交汇点上,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青春答卷。
2. 家国情怀与个体关切并重:当代青年社会责任感的新面貌
“国之大者”是青年历史使命的价值基点。中国青年的家国情怀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从“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忧患意识到“苟利国家生死以”的责任担当,青年始终是民族存续与国家发展的关键力量。进入新时代,青年对“国之大者”的认知更加具象化、现实化,主要体现在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动认同、对社会重大关切问题的高度关注以及对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的积极参与之中。笔者所在的课题组在不同青年群体调研中都深切感受到,广大青年以实际行动投身时代洪流,展现出“强国有我”的青年担当。同时,当代青年也愈发注重“小我”的具体体验与个体价值的合理实现。这种“微观关切”并非狭隘的个人主义,而是在社会结构高度复杂化、个体生活样态愈加丰富背景下形成的责任主体意识。青年对教育公平、就业机会、生态环境、心理健康等现实议题的关注,不仅出于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诉求考虑,更是推动社会制度优化与公共政策完善的公心之举。小我之关切,正是大我之责任在生活层面的体现,是青年社会责任感根植于现实土壤的深层表达。“家国情怀”与“个体关切”的有机统一,标志着当代青年社会责任感已成为政治认同、制度信赖与行动参与相融合的复合型结构。这种责任意识的嬗变,是时代进步与青年成长共生互动的产物,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青年价值塑造机制协同发力的结果。
3. 奋发有为与消极无为抉择:当代青年奋斗动力的新考验
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党和国家对青年的一贯期望。从全局来看,新时代中国青年继承和发扬了“永久奋斗”的光荣传统,他们把平凡岗位作为施展才华、实现价值的人生舞台,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社会服务、卫国戍边等各领域各方面勇当排头兵和生力军。无论是在基层一线服务群众的大学生村官,还是在车间流水线上追求卓越的青年工人;无论是勇闯科研“无人区”的青年科技工作者,还是在赛场奋力拼搏、为国争光的青年健儿,都以实际行动践行着“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标准。然而,随着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和竞争环境愈发激烈,青年中也出现了“佛系”“躺平”等消极心态,引发社会关注。这些网络热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某些青年面对现实压力和发展焦虑而产生的心理疲惫状态,背后既有社会竞争加剧、发展预期受挫的现实因素,也有价值引领弱化、社会支持不足等机制原因。更有一些青年对公平发展环境心存疑虑,对上升通道的畅通性缺乏信心,进而陷入“奋斗无用论”的思维误区,动摇了奋斗意义的认知根基。对此,我们既要充分肯定当前青年群体整体上积极进取、担当有为的主流态势,也要高度重视部分青年奋斗动力减弱的潜在风险。
4. 创新意识与趋稳心理博弈:当代青年就业观念的新样态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为广大青年释放创新潜能、实现人生理想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越来越多的青年踊跃投身互联网经济、数字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领域,在技术变革、产业升级和商业模式再造中展现出强大的创造力与引领力,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生力量。不仅如此,许多青年还善于将创新精神运用于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文化传播等领域,推动形成基层治理新模式,体现出强烈的公共参与精神。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仍有一部分青年呈现出“稳定导向”的职业选择倾向,集中表现为“考公热”“考编热”持续升温。这种现象反映出青年在应对不确定性加剧、就业竞争压力上升的背景下,对个人职业保障性与稳定性的重视,也折射出他们对未来发展路径、风险收益关系的利益权衡。若这一趋势在更大范围内扩散,将会带来一系列结构性影响:一方面,青年人才过度集中于有限的体制资源配置领域,可能导致部分关键领域和新兴产业面临“人才空心化”风险,抑制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活力与潜能;另一方面,若追求“稳定”成为青年普遍追求的“终极目标”,青年群体的创新精神、开拓意识将有所弱化,易引发社会整体活力的下降,甚至影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实现。
三、新时代中国青年价值观面临的风险挑战
总体来看,新时代中国青年的价值观呈现出理想远大与现实理性并存、家国情怀浓厚与个体诉求彰显交织、奋斗进取为主流但消极避世现象偶现、勇于争先创优但群体差异仍存的复杂特征。这些特征既反映了新时代青年群体积极向上的主流面貌,也折射出社会转型期多元文化冲击下青年价值观念面临的风险与挑战,需要我们深入剖析原因、积极应对引导。
1. 消费主义文化对理想信念的弱化影响
消费主义文化日益渗透进当代青年的日常生活,其以“享乐至上”“即时满足”等理念为核心表达,正在影响青年对成功、幸福和人生目标的认知。一些青年在这种文化氛围中逐渐将人生理想简化为“有房有车”“生活安逸”等物质指标,甚至盲目追求品牌符号和炫耀消费,导致对生活品质的过度关注,弱化了家国情怀与责任意识。在这种错误观点的诱导下,理想不再被视为具有历史纵深感的使命召唤,而沦为个人满足与社会比较的“目标清单”;信念不再源自历史经验和政治认同,而倾向于从市场逻辑中寻找即时回报与心理补偿。这使得一些青年逐渐与国家战略、人民立场产生情感疏离,参与民族复兴伟业的内生动力不足。
2. 社会结构性压力对心理状态的多重冲击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阶段性压力正逐步传导至民众生活层面,尤其对青年群体产生一定影响。部分青年感受到较强烈的未来不确定性,他们因“我的未来在何方”而产生焦虑、悲观情绪。一方面,“内卷化”“35岁现象”“毕业即失业”等舆论叙事不断强化青年的负向情绪;另一方面,教育、住房、医疗、婚恋等现实问题的叠加,使得一些青年逐渐丧失了向上流动的信心,陷入“低期待、低参与、低责任”的心理防御机制之中。青年心理困境的显现,实质上是社会转型期结构性张力外溢、制度支撑相对滞后与个体预期管理失衡交织作用的体现,凸显出价值引导与发展保障协同推进的紧迫性。
3. 西方社会思潮的传播样态呈现出新的特点
当代青年平视世界,也易受到各类社会思潮的影响。近年来一些西方错误思潮隐蔽传播、潜伏扩散,并通过极端化表达、标签化概念和学理化伪装成为青年群体诉求的观点供给源。它们往往被包装成为各种前卫的社会议题,不同意见领袖对这些话题会有不同的分析、评述和解读,其观点纷繁多样且带有鲜明的引导性色彩,甚至其中部分内容和观点为了凸显所谓的“耳目一新”和“标新立异”,充斥着情绪的肆意宣泄和意见的偏激表达。此外,部分社会思潮还打着“平权”“多元”“包容”的旗号,实则夹带对我国主流文化、社会制度的诋毁与否定,诱导青年在认知上产生对立情绪。这些社会思潮虽非主流,但其破坏力不容低估,需要加以重视。
4. 信息碎片化有碍于青年深度认知的形成
数字技术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进步和生活便利,但也带来了舆论极化、信息失衡等新挑战,尤其对尚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关键期的青年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在移动互联时代,依托机器学习、生成式人工智能生产的信息资讯和短视频呈现短平快特点,其决定了信息会以一种碎片化的形式呈现,也决定了如不完整表述和展现一个事情、观点、理论的内容和全貌,必然导致理论被“拆解”、逻辑被“简化”、知识被“速食”,思维的深度因为注意力的割裂而变得支离破碎。长期沉醉于“速食影像消费”和“简化逻辑思考”的青年,往往被海量、不确定的碎片化信息所遮蔽,主流意识形态的“编码”难以被准确“译码”,导致部分青年难以全面、系统、深刻地把握问题的表象与本质之间的内在联系。
5. 面向青年的优质文化产品供给仍需提升
新兴技术深刻改变着自我与他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方式,青年心灵塑造、精神建构与意义生成机制正在经历范式革命。与此相对,面向青年的优质文化产品供给仍显不足。一些主流媒体在文化产品设计上沟通感、互动性不够,出现“温而不热”“传而不达”的尴尬局面。一些高校校园文化活动形式单一、内容雷同,未能有效契合青年兴趣特点。许多文化产品往往以“理想—奋斗—成功”单线逻辑叙述为主,缺乏对青年成长困惑、现实压力、情感需求的真实描绘。这种内容空泛、情节模式化的作品,难以触及青年的情绪痛点和精神诉求,导致“内容丰富却无人问津”。加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做好青年价值观培育工作,要重视融入青年生活世界、回应青年现实关切、滋养青年心灵成长。
四、加强新时代中国青年价值观培育的引导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是新时代做好青年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深刻回答了“培养什么样的青年、怎样培养青年、为谁培养青年、谁来培养青年”等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为加强青年价值观培育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科学指引。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深刻把握青年群体成长发展的时代背景和现实需求,增强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统筹推进青年价值观的塑造与引领。
1. 坚持政治引领与思想塑造相统一,筑牢青年理想信念之基
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能否拥有长久的凝聚力与创造力,归根到底要看其能否在青年中建立起稳定而坚固的信仰结构。党之所以始终高度重视青年理想信念建设,根本在于青年始终是社会结构变动的敏感层与价值体系构造的前沿区,是国家命运的承载者、未来的塑形者。
要筑牢这一根基,首要之义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实现政治引领与思想塑造的统一。这种统一不是将理论简单地“讲给青年听”,而是将党的思想逻辑与青年的人生逻辑打通,把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发展路径与青年的个体追求、人生梦想紧密相连。只有将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转化为青年愿意接受的精神资源,才能真正实现“入脑”与“铸魂”的有机结合。
二是要深刻认识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的内在逻辑。这要求我们不仅要讲清楚“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哪里去”,更要帮助青年理解中国方案在回应全球问题、维护世界和平中的重要价值与时代意义。引导广大青年在对比中增强制度自信,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对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超越,更是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更加美好未来的重要路径。
三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回避现有的问题、矛盾、挫折、短板,鼓励开展观点交锋、理论交流。对于“中国经济到底有没有后劲?”“中国式现代化能否避免‘西方陷阱’?”“普通青年还有‘逆袭’可能吗?”“现在创业还有机会吗?”等青年普遍关心的问题,要在国际比较和历史纵深中引导他们理性平和看待当前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坚定发展信心。
青年理想信念教育必须立足时代大势、聚焦青年关切、回应现实困惑,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与青年的成长逻辑有机对接。既要讲清中国道路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又要以包容理性的态度回应青年在社会转型期所面临的现实困惑与成长焦虑。
2. 完善青年支持性制度体系,缓解结构性压力的价值偏移风险
在社会流动节奏加快与公共资源配置紧张的背景下,青年群体所面临的现实压力不断叠加,客观上加剧了防御情绪的生成。“奋斗无用论”“低期待心理”等现象的背后,反映的不仅是价值观本身的问题,更是制度支撑滞后于青年成长需求的张力。因此,必须通过制度安排,筑牢青年价值观生成的现实基础与心理支点。
一是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的基础性地位,推动就业从“总量调节导向”向“结构匹配导向”转变,着力提升岗位供给与专业背景之间的适配性,畅通教育—就业—创业之间的纵向流动通道。通过打破学历、岗位、职业发展之间的结构性壁垒,为青年构建清晰、连贯、可预期的成长路径,增强其对未来发展的预期。
二是要强化青年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中的权利保障,推动住房、医疗、教育等资源配置向青年适度倾斜,特别是在一线城市破解“高门槛”困境,实现制度性减压与政策性托底相结合,构建支撑青年有尊严生活的基本保障体系。通过建立可衡量、可兑现、可持续的激励机制,将“努力有方向、奋斗有回报”转化为青年可感知、可验证的现实支撑,使主流价值在政策反馈中获得现实落点。
三是要将青年心理健康纳入国家治理视野,健全“教育—医疗—社会”三位一体的心理支持网络,建立覆盖预防、识别、干预、转介全过程的系统服务体系。推动心理服务资源向基层倾斜,推动高校、社区、用人单位形成常态化联动机制,将心理健康支持嵌入青年成长全周期,实现从“事后干预”向“事前预防”和“长期陪伴”的治理转型。
青年价值观的塑造,不仅取决于理论传播,更深植于制度结构的支撑力与社会环境的回应度。唯有将青年作为国家制度设计与公共政策中的优先关切对象,构建起结构合理、运行高效、反馈灵敏的支持性制度体系,才能从根本上缓释结构性压力对青年心理的压迫和对社会信心的侵蚀。
3. 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精准应对外部思潮的渗透挑战
当前,西方社会思潮的传播方式不断演化升级,呈现出符号伪装、议题包装、语境嵌入等“软渗透”特征,逐步侵入青年日常生活空间,已成为影响青年价值观念的重要变量。青年作为意识形态引导的关键群体,其思想的开放性决定了意识形态工作的紧迫性。必须以系统化思维强化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建设,推动思想政治工作既“守住阵地”又“主动出击”。
一是要强化对外部思潮传播机制的前瞻性研究,系统把握其概念构造、话语体系和文本逻辑,精准识别其传播路径与渗透方式。建立涵盖“内容监测—风险研判—舆情应对”的动态治理模型,构建多部门协同、多平台联动的应对机制,切实提升对意识形态风险的早发现、早预警、早干预能力,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战略主动权与议题设置权。
二是要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理阐释。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系统讲解我国提出并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核心概念的理论内涵和历史发展,重点强调其与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的本质区别,厘清二者产生背景、价值立场与制度背景的根本差异。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述,帮助青年树立理性、客观、全面的认知框架,在面对复杂舆论时保持头脑清醒。
三是要发挥主流媒体与权威渠道的正面引导作用。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现实成就,讲好“中国之治”在民族团结、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取得的制度优势与治理经验。通过数据支撑、真实案例、成果复盘等方式,系统回应境外不实论调,有力破除西方舆论误导和恶意歪曲,增强青年对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的理性认同。
必须清醒认识到,意识形态没有“中间地带”,青年正确价值观不可能“自发生成”。唯有构建起学理扎实、情感真切、响应及时的传播体系,打通主流价值“抵达青年—被青年接受—被青年认同”的全过程链条,才能从根本上防止“沉默大多数”被外部思潮利用的潜在风险,夯实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青年基础。
4. 优化文化产品供给结构,提升主流价值的审美感召力
价值观的确立,不仅需要政治引领的明确指向,还应注重文化生活的日常涵养与精神滋养。在媒介融合深度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必须坚持价值引导与文化供给协同发力,打通价值传播的“最后一公里”,构建既富思想深度、又具审美魅力的青年文化生态。
一是要提升主流文化产品的内容质量与表达张力,强化对文学艺术、纪录影像、网络叙事等多种内容形态的组织引导与政策扶持,推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人民立场等价值理念以可视化、情境化、叙事化的方式融入青年语境,使主流价值转化为可感知、可共鸣、可传播的文化符号与审美形态,增强主流价值的感染力、渗透力和生命力。
二是要健全“官方主导+青年共创”的互动机制,打通主流意识形态与青年文化实践之间的路径阻隔,推动主流价值由“他者宣讲”走向“自我建构”。通过内容共创、平台协作、场景联动等方式,引导青年在生产、参与、传播中实现价值认同的主体建构,使主流价值理念通过文化机制完成从“官方语言”到“青年语言”的软性转译。
三是要加强对平凡人物事迹与实践经验的宣传。主流媒体通过弘扬榜样力量在青年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部分青年认为这些榜样“更多是‘好风凭借力’,自身缺乏可比拟的先天资源或成长环境”的观感偏差。对此,应更加注重从普通人的真实经历出发,深入呈现他们面对困难的坚韧态度与克服挑战的具体方法,通过讲述普通青年身上的闪光点,使广大青年看到“我也可以”的可能性,感受到榜样与自身成长之间的真实关联,从而激发自身行动力。
要通过高质量的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化的共创平台和以平凡事迹为载体的宣传思路,将主流价值转化为青年可亲近、可共鸣、可实践的精神资源。在青年真实生活场景中建立起价值的“温度感”与“可信度”,在文化表达与身份认同之间构筑稳固桥梁,使青年在多元文化语境中始终与主流价值同频共振、同行共进。
5. 推动青年参与社会治理,培育价值认同的内在生成机制
青年价值观的形成与巩固,不仅需要外部引导和理念灌输,也不能忽视青年在真实社会场景中的深度参与。离开了社会实践的情境支持,单靠理论宣讲难以完成价值从“认知接受”到“行动认同”的跃迁。必须推动青年参与社会治理,打造覆盖基层、联通高校、植根社区的实践平台体系,引导青年由“被引领者”向“共同建设者”转变。
一是要系统拓展青年社会化实践路径。推动青年参与“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西部计划志愿者”“社区青春行动”等项目,组织青年融入基层治理、乡村振兴、公共服务、绿色发展等领域。通过建立“任务派遣+过程指导+阶段评估”机制,帮助青年在完成一次次具体事务中获得责任认知和角色认同,将国家战略转化为个人实践的具体方向。
二是要提升共青团的组织覆盖与服务能力。推动“青年之家”、团干部下沉社区、校地实践基地等机制常态化运行,确保青年参与有空间、有内容、有保障。支持高校团委与地方团委联动设立“青年见习岗”“青春调研团”等项目,形成覆盖广、运行稳、成效实的组织体系,使广大青年在参与中学习、在交往中成长、在行动中担当。
三是要强化“以青年为中心”的政策反馈与共建机制,推动青年从治理对象向制度参与者的角色转变。建立青年议题常态化表达渠道,拓展青年在议题设置、政策制定、制度建构中的参与广度与话语权重,使其在意见被吸纳、议题被响应、政策被共创的过程中获得实质性效能体验,从而引导青年由“主动认同”走向“深度参与”和“责任担当”。
价值观不仅是外在灌输的规范体系,而且是青年在社会运行中通过参与感知、在制度互动中通过认同生成的内在契约。实现参与赋能与制度赋权的有机统一,在组织体系中激发青年意愿,在实践场域中坚定青年信念,能为塑造更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注入动力。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牢牢把握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的战略定位,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更强的历史担当、更实的工作举措推进青年工作,引导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增强斗争本领、勇于挺膺担当,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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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